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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18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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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西族的生存智慧哲学与民族精神

作者:奚百川 来源:丽江日报 时间:2022年09月13日 10:36

关于纳西族有没有自己的哲学,民族精神是什么这个问题?我个人的观点是,纳西族有自己独特的生存智慧哲学,有自立自强、不卑不亢,崇文尚武、开拓进取,广纳开放、和谐包容的民族精神,但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精神特质?这同样是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


纳西族:“小民族创造大文化”的典型


纳西族是一个古老民族。正如已故著名甲骨文专家、书法家董作宾先生在《纳西东巴象形文字字典》序中所言:“不管在任何地方,发明和创制一种新的文字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在伟大的中华文化圈、中华民族这个大系统上,以东巴文化为代表的纳西文化,虽只能称作是泰岱华岳旁边的一座小丘,长江大河流域的一股涓涓细流,但这座小丘、这股细流,却自有它发生的源泉和特立精神在,是值得大书特书、可圈可点的独特民族文化现象。”这绝非虚言。

地理上,纳西族作为古代游牧民族南迁古羌人——牦牛羌与土著居民结合的产物,长期生存在以金沙江为中心的怒江、澜沧江、雅砻江、大渡河、岷江等滇、川、藏“六江”区域。在生产力低下的过去,这里山高谷深、交通不便、偏远封闭,并没有平原地区那样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

人口上,纳西族与周边的汉、藏、彝、白等民族相比,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民族,人口仅有32万(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比2010年第六次少2528人,是7个不增反减的民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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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纳西族处在南诏、吐蕃、中央王朝三大势力的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实属不易。纵观中国古代历史上曾经一度活跃在北方大草原上的诸多民族,像翦伯赞先生在《内蒙古访古》里写到的一样:“呼伦贝尔是各个游牧民族的梳妆台,他们在那里梳妆打扮,又来到内蒙古大草原上表演,一时堪称威武雄壮,但相继辉煌之后,随着鼎盛王朝的土崩瓦解,很多主体民族就纷纷不见了,成为了匆匆过客……”纳西族作为古羌人一个小分支,在一路南下艰难求存的道路上,不仅成功地赢得了自身生存发展的一畦之地,还能够站稳脚跟,逐渐崛起,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与周边的藏族、白族等兄弟民族一道携手缔造了茶马古道的商业文明,成为这条古老贸易通道上的枢纽城市和中坚力量之一。该通道的形成,不仅有助于西南地区各民族经济、社会、文化的交流发展,还把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平原文明与素有“世界屋脊”之称的喜马拉雅文明有机地联系在了一起,丰富了汉族、藏族的交流渠道,增强了两者的联系,加速了中华文明一体化的进程;纳西族虽然只是一个小民族,却没有畏首畏尾、安于现状而失去开拓进取精神。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具有远见卓识的木氏土司和纳西族民众审时度势、顺势而为,还一度成为开辟“滇、康间经济、文化的第一动力”,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纳西族在积极吸收他人长处,同各兄弟民族一道携手前进的历史进程中,没有轻易遗失自己民族文化的“根与精华”,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丽江古城是我国100多座历史文化名城中以整座城市的形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目录的古城之一,纳西族东巴文字是全世界至今存活使用的象形文字,纳西族十分高明地诠释了人与自然间的关系,摩梭(东部纳西族)文化是人类母系文明的最后一块净土……这一系列穿越时空的文化奇迹,妆点了长江文化、中华民族文化大观园,丰富了全人类的精神世界。

著名学者白庚胜先生(纳西族)明确指出:“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精髓和核心,是民族文化的灵魂所在和本质反映,一切文化均按此组织和结构,并随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变化……”他认为,纳西族的文化精神早期为“生”,中期为“战”,后期为“和”。可谓一语中的。

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所谓世界观,是人们对自己生活的整个世界(包括自然界、人和人类社会在内的世界)以及人和世界的关系的根本观点和看法。笔者认为,在长期、艰苦的社会生产实践中,在民族生死存亡和复杂社会变革的斗争中,在血与火的洗礼中,纳西人围绕“生”“战”“和”这3个截然不同但又相互关联的三大思想坐标体系,逐步建立了自己的生存哲学,使“生”“战”“和”的思想意识一步步成为深入到整体民族骨髓里的核心文化精神。这可能是纳西族作为一个较小民族却始终能够在数千年历史进程中卓立于民族之林,并创造了诸多辉煌的原因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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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纳西族早期的精神文化内核


我是开天九兄弟的后代
我是辟地七姊妹的后代
我是白海螺狮子的后代
我是大力士久高那布的后代
我是
翻过九十九座大山力气更大
翻过九十九座大坡精神更旺
把居那若罗山放进肚子不会饱
喝下金沙江不解渴
三根腿骨一口吞下鲠不住
三升炒面一口咽下不会呛
所有会杀的人来杀也杀不死
所有会打的人来打也打不死
的种族

                 ——东巴经《崇搬图》


这是纳西族东巴经《创世纪》中开天辟地的英雄祖先崇仁利恩向全世界的宣言。纵观世界古代文明史,几乎大部分历史悠久的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创世神话和开天辟地的英雄人物,但没有一个民族的神话像纳西族《创世纪》里的宣告一样,充满了这样强烈的忧患意识、英雄气概和必胜精神。这样的表达,恰恰折射出古代纳西人生存之艰辛、斗争的残酷。

生存是古代人类共同面临的最重要主题,古代人类改造和适应自然的能力十分有限。纳西族先民每时每刻都面临着生存的压力和挑战,大自然的种种看似神奇、神秘的自然现象都令无助的先民们感到不可思议,引发了他们无穷的猜测和想象,同时磨砺和激发出高昂的斗志。“生”之精神,就是纳西族先民在这个独特的生存斗争体验过程中一步步建立起来的。“生”,就是生存、衍生、生命力。我们发现,这种精神贯穿于纳西族历史早期产生的各种神话、宗教、民俗、艺术之中。东巴经中说,天地于“上声”和“下气”的“结合”中出现,万物在“阴神”与“阳神”的安排下诞生,无机物、有机物、植物、动物、人类都是“贝巴”(交媾)的产物,洪水泛滥是上天对人类的惩罚,纳西语中的“快乐”之本义是指性的快感。在《人类迁徙记》中,以纳西族祖先崇仁利恩和衬红褒白命的爱情故事为线索,记述了分别与洪水、猛兽、妖怪、天神等作种种艰难曲折斗争的经历。当高傲的天神问崇仁利恩是什么种族的后裔时,他骄傲地作出了以上引文中的铮铮有力的回答。《人与龙》《哈斯争战》《猎歌》《找药》《饮食的来历》《牧奴迁徙记》等叙事长诗和神话故事,同样体现了纳西族先民顽强地与大自然等外部环境抗争的奋斗精神。文学艺术最能够体现一个民族的性格,纳西族大部分传统的歌唱曲调里总是充满忧伤的气息,很可能是一个从灾难深重的远古时代一路筚路蓝缕走来的民族——这样轻易地下结论未免牵强,但似乎又与真实的历史契合。历史学家告诉我们,纳西族长期活动于西北、西南高寒地带,一方面受到恶劣自然环境的挑战,更因不断受到外战内战摧残,人员减员大、繁衍能力弱、发展速度慢。即使最后迁徙到了相对稳定的玉龙山下、金沙江畔的平原河谷地区,纳西族仍处于吐蕃、南诏和唐王朝三大力量的角力地带,历史上的铁桥之战和昆明之战等涉及三者关系的许多重大战役都在纳西族的家门口打响,寄人篱下、长期游离于几大政权之间的纳西族往往被迫充当“马前卒”“替死鬼”的角色,饱受战争之苦,使自身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贞元十年后,南诏为削弱纳西族势力,曾强行把至少5000户纳西人强行迁往滇中,分而治之。其处境之艰难、命运之浮沉可见一斑。当时,人力就是生产力、战斗力和生存力,纳西族先民崇尚生命力、期盼生存力、重视生育力,歌颂生生不息的“生”之精神,呼唤人口数量的增加与质量的提升是必然的和必要的。

到了中后期,随着纳西族先民适应自然能力的提高、对外交流的增多、科技水平的进步,人们对洪荒年代“战天斗地”“人口繁衍”“艰苦卓绝斗争”的生存文化原始思想有了不同程度的忽视和改变,不再成为“意识文化内核”。

但无可否认的是,“生文化”是纳西族先民在与自然社会长期适应斗争过程中最早建立起来的“生存哲学”,“生文化”是后来“战文化”“和文化”的基础,这3个思想体系的关系是递进的、关联的、此消彼长而又自成体系的,而不是隔绝孤立的。另一方面,即使新的“思想体系”已经建立并成为了主宰,之前建立起来的旧的精神文化体系依然在发挥作用。例如,即使在主打“和文化”的今天,温文尔雅的纳西人的血脉里依旧流淌着一定的忧患意识、竞争意识和浓浓的尚武精神,这是“生文化”和“战文化”在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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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纳西族中期的精神文化内核


从最古老的时代以来,纳西族男子就以忠诚勇敢著称,从青海、西藏一路下来,打败沿途的敌人并最终定居丽江,肯定需要勇气和计谋。直到今天,纳西族士兵组成的小分队还一直是滇军的主力,“云南王”龙云的护卫营,大都由纳西人组成。他们是勇猛的骑兵,不知疲倦的行者,即使条件艰苦也无所畏惧,一声召唤,就投入殊死战斗,从来不回避敌人,故而幸存者极少。

            ——顾彼得《被遗忘的王国》


20世纪40年代,当顾彼得在丽江开办经合组织时,纳西人的“武士遗风”已大为消退,但仍然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所谓“战”,就是战争、战斗、较量和竞争,以及体现于其中的英雄崇拜和尚武传统。这种精神产生于纳西族进入部落社会、阶级社会之后。部落与部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战争都是其基本内容。它被文学化为《黑白战争》《哈斯战争》等英雄史诗,形象化为佐体优麻、卡冉、庚空都知、三多等神灵,或表现为负险列寨的居住方式、动辄兵刃相向的性格特征、佩刀于身的服饰审美、英勇果敢的民族气质、豪言壮语的语言风格等,武力往往是解决问题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和办法。

纳西族东巴教几个重要的古老祭祀仪式都与这种尚武精神有关。一个是“武士祭丧仪式”,专门祭英勇牺牲在战场的勇士,一个是“勇猛女子祭丧仪式”,专们祭杀死仇敌的勇敢女性,还有一个仪式叫“高本”,专们祭“胜利神”。属于这几个仪式的东巴经有《武士的来历》《武士颂》《赎武士之魂》《老虎的来历》《飞虎皮》《请武士留下好的品质》等几十种。上述经书中的各种英雄人物,如,崇仁利恩、高勒趣、赞崇饶、俄英都奴、美利董主和董若争金等,他们或是狩猎英雄,或是杀敌能手。由此,我们发现,崇拜祖先与勇武精神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充满生存竞争和仇杀械斗的远古社会,部落或民族首领首先必须是能征善战、勇武出众、有胆有识之人,他们才能引领族人战胜困难,走向胜利。

有关纳西族尚武好勇的精神还屡屡出现在汉文史料中。元代李京的《云南志略》中说“么些蛮(纳西)在大理北,与吐蕃接界,善战喜猎,挟短刀”,郑成瞑的《云南图经志书》中说“(纳西)性强悍,善战喜猎,常佩刀,虽会亲见官,刀亦不去,夜卧则枕之,群聚之日,则取刀相向以夸”,余庆远的《维西见闻录》中说“县人善骑射,最勇厉”,清代鄂尔泰等人的《云南通志》中说“气习朴野,人多勇捍,俗尚争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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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西族的尚武精神还体现在一些古老的民俗活动中。在纳西族最盛大的“祭天”活动中,“射杀仇敌”是其中一项重要的活动。这项活动以3块木牌象征仇敌,由主祭的东巴或长者领头高呼杀敌口号并进行领射,接着所有的男子按长幼顺序展开射击.这既是对过去为保卫民族、部落安危战争的集体性回忆方式,也是对尚武骁勇的民族传统意志和民族凝聚力的一种增强。在传统的成人仪式上,不仅要求纳西族少年身穿武士服装,还要一手持银元、一手握刀,表明过去的纳西族男子一生与战斗紧密联系在一起。古代纳西人有“战死为荣、病死为耻”的传统,为部落、为民族而战是每个纳西族男子必须履行的义务和神圣使命,勇猛顽强是他们最突出的优秀品质。从历史的进程来看,纳西族的这种尚武精神与其从西北草原地区迁入西南山地过程中的金戈铁马,后来周旋于藏族、汉族、白族等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血雨腥风,与木氏土司崛起于滇、康、藏边区,一手拿经书、一手持宝剑,全力推进该区域的经济文化交流和稳定统治的目的是一致的。有什么样的经历,就会催生什么样的精神文化。在拿武力、实力、战斗力说话的古代,英雄主义更能够成为大家公认的道德规范,英雄人物更能够成为备受尊重的公众人物,英雄史诗是全民族最重要的精神支柱,比之智慧与理念,英雄行为、英雄气概更容易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与崇拜。

值得一提的是,在近现代中华民族维护祖国统一、进行反帝反封斗争和解放战争、抗日战争等伟大斗争进程当中,以“英勇尚武和追求进步”而著称的纳西族并不因地处边远而自甘落伍,并不以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消极心态和无为姿态来行为处世,反而还走到了革命斗争的最前沿,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中法战争中,纳西族付出了很大的牺牲,和演、和际春等副将和大批纳西族官兵为国捐躯,生还的和廷杰、木占春等将官因战功卓著而受到了清政府嘉奖;1907年,丽江创办了国内第一份白话报《丽江白话报》,大力宣扬反帝反封建革命思想、倡导科技实业兴业;辛亥革命时,受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影响,丽江掀起过“黄山哨起义”;袁世凯搞反动复辟时,云南率先发起护国战争,玉龙县黄山镇白华村的和朝选组织了3000名纳西族志士参加护国军,打下了泸州城;在台儿庄战役中,纳西族牺牲了很多儿女,还举行过浩大的集体东巴祭祀仪式;红军长征过丽江时,丽江人民积极帮助红军渡江,摆脱了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丽江这样一个看似偏远封闭的民族地区,由于拥有良好的革命斗争传统,有大批追求光明、思想觉悟高的仁人志士,因此,能够于1949年7月1日宣布和平解放。

纳西人的勇武精神还延伸到了体育上。如,纳西人偏爱对抗性强的激烈运动,而对柔弱含蓄的项目却提不起兴趣来,鲜有人问津。丽江是国内小有名气的“足球之乡”,不管是在城市、乡村,还是在机关、企业,轻易就能拉出一支“敢打敢拼、作风顽强、技术精湛”的足球队来。每逢周末、节日,城乡往往都会举办各类名目繁多的足球赛事,上演出一幕幕场上的队员拼命、场下的男女老幼齐声呐喊的动人情景,那些体能充沛、球艺高超、英勇顽强、拼命三郎式的足球明星一直是丽江人的最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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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纳西族后期的精神文化内核


人类和“署”(自然)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双方血脉相连,同根同生。双方约定,人类可适当适度开展开荒、狩猎等生产活动,不得随意在山上开荒毁林、开山取石、放火烧荒、滥捕野生动物,不得污染水源和空气,有保护自然的义务;署族要保证风调雨顺,维护人类利益。

              ——东巴经《鹏署争斗》


自元、明以来,丽江永远保持和平与独立,这使人们可以更从容地致力于不朽的古典艺术。纳西族男子精通的不仅仅是音乐,有些则终生致力于绘画,不少人成了汉学家,写出了优美的诗歌和散文,即使是老于世故的汉族学者也无法轻视。

            ——顾彼得《被遗忘的王国》


纵观世界各个民族在各个阶段的自然观、生态观,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初期,大都不约而同地拜倒在神化了的自然神的阴影之下,畏首畏尾、匍匐不起。而当人类行进到文明的较高阶段,特别是迈进“工业文明”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阶段后,随着科技的突飞猛进,桎梏人类思想的神权束缚被打破,放飞自我的人类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贪婪地掠夺自然、征服自然、凌驾于自然之上,做了很多“搬石头砸自己脚”的蠢事。“我们不能过分陶醉于过去对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都报复了我们。”恩格斯在100多年前就提出了这样的警世之言。相比之下,纳西族古来有之的“人与自然是兄弟,同宗同源,相依相存”的朴素哲学观、生态观、自然观就要高明得多。“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是纳西族最早的“和文化”的根源,是“和谐文化”的基础。

所谓的“和”, 指和平、和谐、和善。总体而言,自纳西族先民于唐代迁居丽江后,其生产形态从游牧渐变为定居农耕,其生产对象从动物变为土地,其生产工具从鞭子、猎枪改换成了犁、锄。由于东有强大的唐帝国崛起,北有吐蕃雄峙,西与南有南诏、大理国并起,纳西族先民欲进不能、欲退不得,只好据守玉龙山下、金沙江两岸的狭窄空间营生。元时,蒙古大军分三路进攻云南。西路大军渡金沙江到今巨甸、石鼓一带,西部纳西部落在半空和寨与蒙古兵激战失败。与此相反,中部纳西族首领麦良则向由忽必烈率领的中路大军作了“内附”,并帮助蒙古军攻下大理,为平定中原奠定了基础。“元跨革囊”过丽江这一事件,对纳西族地区是一次巨大的冲击。由于中部纳西族领导阶层能够审时度势率众先归,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在蒙古人的扶持下,逐步完成了对大部分纳西族地区的统一,为以后的更大发展和崛起创造了条件。这是崇尚勇武的纳西族在“和文化”指导下的一次胜利,赢得的是一次历史性的转机。由于有了元代的经验,在明代,当明王朝的大军一路连续攻下西南地区时,纳西族首领依然作了“率众先归”的明智之举,且极大地加强了与明朝政权和汉文化间的联系。在其支持下,木氏土司才得以乘机扩张势力,在滇、川、藏地区开始转为主动进取,崛起于滇、川、藏之间,用武力逐个击破了滇西北、川西南、藏东南的广大藏区势力,进行了长期的统治,当时,巴塘、理塘及芒康以南一线的藏区(部分白狼故地)又皆为木氏所有,影响很大。但木氏作为“和”文化生存哲学的最大受益者,在把一个个纳西族士兵塑造成无畏战士的同时,在加强对康南藏区的统治上,并没有单一依赖武力:除了建立自己的军事统治体系,实行有目的的移民政策,充分尊重各民族宗教信仰,加强了地区间的文化交流和商业繁荣,推动了纳西族和藏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加深了两族间的联系,丽江古城作为区域性行政中心和商业中心的地位和雏形就是在这个时期建立的,使滇西北地区和康南藏区逐渐成为了一个传统的经济区域,堪称是“古代版的大香格里拉经济区”,使以木氏为首的纳西族成为“开辟滇康间文化的第一动力”(历史学家任乃强语),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由于木氏土司较好地采取了兼收并蓄、开放亲和、发展经济、尊重和扶持当地宗教人士等种种英明举措,在藏族民众心中拥有极高威望,赢得了“绛萨当杰布”“萨当汗”“木天王”和“卓贡玛”(纳西帝)等称号,一些藏区更将其神话,建了“木王殿”,供奉有“木天王”神像。纳西族在风云动荡的历史格局中能够有此成就,与其说是“战文化”的结果,还不如说是“和文化”的胜利。同时,这也标志着纳西人传统的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主要内容的“和文化”思想已逐步影响渗透到了政治、经济等广泛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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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存格局上看,“和文化”的兴起也与当时纳西族地区的生存发展环境变化相适应。自元、明之后,纳西族正式加入到了祖国大家庭的怀抱之中,在此背景下,自身也必须要学会建立和平的生活环境、和谐的民族关系,并痛改游牧生活的一些陋习,学会精心耕耘土地,不断积累和创造新的知识财富。在明代,木氏土司进一步向中央王朝靠拢,视维护边疆稳定为己任,贡献突出,受到了中央王朝的多次嘉奖。明太祖洪武年间,土司阿得因军功受朱元璋钦赐姓“木”,以示君臣间的骨肉关系。“忧国不忘弩马志,赤心千古壮山河”“愚贡点涓滴,君恩旷海波”“凤诏每来红日近,鹤书不到白云闲”等诗句均是历代土司忧国忧民、忠君爱国的思想的具体流露。清初,妄图进行分裂战争的“云南王”吴三桂封官许愿,软硬兼施拉拢丽江木氏,但忠君爱国的木懿土司宁死不屈,在昆明被关了7年却绝不做任何分裂国家、有损民族利益的事情,可谓铁骨铮铮。总体而言,元、明以来,得益于中央王朝的大力支持和相对和平的外部环境,加上自身努力,木氏土司在同时期云南诸土司中成为“地最广”“传世最远”“富冠诸土郡”“知诗书,好受礼仪”的著名土司。


在此时期,汉传佛教、道教、儒教、汉式教育、汉族工艺技术等纷纷传至丽江纳西族地区,汉文化的和平主义与更多的和谐精神开始影响到了纳西族社会,使纳西族固有的尚武精神与英雄主义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制约和改造。特别是清雍正二年“改土归流”(1723年)后,在历代汉族官员的推动下,纳西族与内地的一体化进程更是全面加速,以“和”为核心的文化进一步得到发展、巩固和确立。正如纳西族姓氏“官姓为木,民姓为和”中所体现的那样,“和”不仅成为纳西族的主要姓氏,也成为纳西族文化的主要精神,人们注重与自然的和谐、邻里相处的和睦、经济交往的和合利市、人与人之间的亲和、语言交际的和声细气、民族关系的和平团结。人们转而坚信,内和才能外顺,和就是美,和就是兴旺、发达。这其中,礼教与音乐等文化、艺术熏陶所起到的感化作用也十分巨大。“和文化”(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和谐、民族与民族和谐、地方与国家和谐)的确立使纳西族的精神世界产生了新的格局,其追求的目标已逐步转向了“和平与安定、繁荣与发展”这一全新主题。

总之,“生”“战”“和”三者构成了纳西族文化总体精神的3个阶段、3个体系。在从“生文化”到“战文化”再到“和文化”的演变过程,逐渐形成了纳西族“自立自强、不卑不亢,崇文尚武、开拓进取,广纳开放、和谐包容”的民族精神、民族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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